柳传志建言创业者: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

柳传志建言创业者: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

  柳传志(郭延冰 摄)

 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执行董事,联想集团创始人。1984年,柳传志等11名科研人员从中科院计算所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平房起步,先后打造出联想集团、神州数码、君联资本、弘毅投资、融科智地等一批领先企业,培养出杨元庆、郭为、朱立南、赵令欢、陈国栋等多位领军人物。他立意高远,不断开创联想的新事业。

  一手创办“联想帝国”的柳传志,毫无疑问是中国最负盛名的企业家,他的创业故事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脚注,他个人被称为“企业家教父”。6月29日,联想控股在香港上市。7月7日,柳传志举办上市庆功宴。一时间,受邀企业家从全球各地火速赶到北京。

  7月14日,柳传志在联想控股的办公室里,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。这也是控股上市之后,柳传志首次接受媒体专访。他说创业路上经历生生死死,但一直很快乐,因为心中有不灭的理想。因旧体制原因,创业初期不得不“踩红线”,他心烦不已。但对那个时代他仍感激不已:毕竟赶上了,在自己还不太老的时候,还来得及追逐理想。

  今年柳传志已71岁,他说自己基本圆满收官,或许会有一天,人们会说,“看,那个打球的老头,是柳青的爸爸。”

  谈朋友圈

  做“老大哥”,不是“带头大哥”

  新京报:7月7日,联想控股上市庆典,你广发英雄帖,各路企业家尽数出席。在很多人看来,你“圆满收官”。你觉得这算圆满吗?

  柳传志:基本算是圆满收官。联想这些年一直在不断挑高目标。联想控股上市,是我们实现愿景的一个里程碑,这个里程碑是我参与制定的,但下一个里程碑,就不会由我为主负责了,我可能真的像助理一样,跟着走,扶上马送一程。

  新京报:有人说,老柳就像民营企业家群体里的“带头大哥”。

  柳传志:没有,就是大家对我比较信任。都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里,我从来不装,也不说过激、违心的话,定了规则与制度,不论谁违反了,包括我自己,该怎么罚就怎么罚。

  新京报:你说,大家叫你一声“老大哥”你心里就很畅快。为什么?

  柳传志:在中国社会里,被人叫大哥,是带有一定亲热和尊敬的成分,更多的是亲热,不见外。不是说那种江湖习气的大哥。尤其是三四十岁比较年轻的企业家,能管我叫“大哥”,我听着挺高兴。一般的企业家到了一定规模后,多少都容易端着点,不太熟不会用这样亲昵的称呼。有的时候也容易叫乱了,我儿子今年40多岁,他管一个朋友叫大哥,那个朋友管我叫大哥,我觉得挺滑稽,但也挺高兴。

  谈阅历

  越到后来越看重感情

  新京报:在你的价值体系里,怎样的人生价值最大?是财富,是名望,还是开时代先河?

  柳传志:其实到现在这个时候,我特别注重公司内部的同事是不是带起来了,他们是不是真心认可我,我能收获一片诚心。和外面的朋友更多进行一些非商业交往,也是一种愉快。

  新京报:一直是这样排序的吗?

  柳传志:越到后来(感情)排得就越重。以前我会把突破目标看得很重,比如我女儿小学到初中,正是我开始办企业的时候,基本一次家长会都没开过。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,各方面都非常活跃,但那时我连有什么好电影都不知道。就是奔着能让企业活下来这个目标去的。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,侧重点未必一样。第一步站稳后,会逐渐趋于生活的全面平衡,考虑的就会比较多。

  新京报:第一个阶段很容易被视为功利。

  柳传志:功利看怎么说,两个企业界人物交往,一开始都是商业性交往,谈业务,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利益。当两个人互相信任了,有了感情,对方有难,即使没什么好处,你也愿意伸一把手,这时候就跟利益无关了。这个情况对我也是有的。

  新京报:什么样的人能和你建立无利益关系?

  柳传志:得是一个有诚信的人,说到能做到,最好对方也有一颗共赢的心。

  新京报:跟他的社会地位、企业的规模无关?

  柳传志:无关。不论对方企业规模,第一次见面时,我都会很尊重对方,但交往之后,我会对守信用的人、有共赢价值观的人更尊敬。

  新京报:如果以一位历史人物自比,你会选择谁?

  柳传志:我可以谈谈我特别尊敬的人,比如民国时期的卢作孚,但我绝不敢跟他比。抗日时期,他让员工为国家运送物资,损失很大。之后他又一心做建设,后来蒙受不白之冤。我做事情之前会盘算半天,看对企业有利没利,之后我会尽力为社会做最大的贡献。而卢作孚完全是无私的。如果我处在战争年代会不会那样做,我不知道,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。

  谈创业

  虽“生生死死”,但很快乐

  新京报:你创业最初的目标是什么?

  柳传志:受“文革”影响,之前浑浑噩噩,整个人处于混日子状态。改革开放后,我才“醒过来”,有目标。当时我内心有做事的冲动,想证明自己的价值,目标基本定在试试自己有什么能力,能做什么事。

  新京报:从1984年创业到现在,这个过程你觉得快乐吗?

  柳传志:很快乐,即使中间遇到了很多生生死死的坎。我在任何时候都没觉得痛苦到不行,因为我知道我是要做事的。

  新京报:企业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,比如政商环境、技术环境、经济环境变化。企业家应该如何降低风险?

  柳传志:这确实是企业家要考虑的。不同企业应该有不同对策,创业型企业应该敢于试错,敢于冒险,大不了重来。但企业到了一定规模,就要用一部分(精力)探新路,一部分把原来碗里的饭吃好。不然环境在变,你不变就很危险。

  新京报:联想是怎么做的?

  柳传志:2000年前后,联想集团在往高峰走,就开始准备新业务。一开始,我们只是在联想集团每年分配后积累的利润里,拿了3500万美元,做了风险投资。从这个角度上看,当时的主力部队仍是联想集团。

  谈体制关系

  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

  新京报:你说过,有的时候,你会觉得“玩命的心都有了”。这些年里最大的困难或者烦恼是什么?

  柳传志:会有几类事情让我觉得烦,不愿意做。比如所谓的“踩红线”问题。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,装电脑要批文,联想是体制外的企业,没有外汇,要用高出三到四倍的价钱买,还是犯规行为,说你犯法就犯法。平时(有关部门)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但真要查你了,就很麻烦。

  新京报:你在《联想风云》里也讲过这个故事,当时联想不得不从黑市上买芯片。这也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困境,所谓的“企业原罪”。现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
  柳传志:国内的旧体制总要有人冲破才会有今天。但冲的力量过大了,逾越红线太多,就会出大麻烦,没准(企业)就死了。所以我们是很谨慎地沿着红线边缘走,不让自己变成改革牺牲品。

  新京报:边缘怎么界定,底线在哪里?

  柳传志:当时我就跟进口部的同事划了5个等级,完全从正规渠道进最安全,是一颗星,全买私货是五颗星。我们按三颗星的标准做,保证联想的发票是俱全的,至于下边的人是怎么回事,我们就管不了。公司利润比五颗星模式少,但风险也小,不直接触犯红线。(创业者)头脑要很冷静,要有一点智慧,有理想,但不能理想化。

  新京报:“有理想,但不能理想化&拼搏在线apprdquo;。在你看来,二者的区别在哪里?

  柳传志:这句话是针对体制问题,我想做能参与市场竞争的中国PC,当时旧的计划经济制度在那放着,很难做。要是理想化的话,我就干脆别做电脑了,不停打官司、讲道理。当时有年轻的同事说,我们应该开一个记者会,把我们受到的委屈说出来。

  新京报:为什么会受委屈?

  柳传志:当时物价局会把企业的硬成本算一下,加一个20%的利润,算出的数字就是商品定价,完全没有考虑人的因素。我们新来的大学生气不过,要开记者会。我觉得开记者会,是解气了,但企业真就别办了。这就是理想和理想化本身的冲突。理想化的做法就是坚决斗争,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向原定的目标进发,中间宁可受点委屈。

  新京报:光受委屈不行,总要找到解决方法,不然企业还是办不成。

  柳传志:我们最后还是通过交罚款等方式把事情解决了。我们跟制度妥协,是为了向理想前进。今天也一样,企业家想把企业做成什么样,你得通盘考虑,不能一步就跨过去了,那会摔死。

  新京报:这个案例当下也有参考价值。和政府互动有技巧吗?

  柳传志:对企业家而言,首先要把自己的目标弄清楚,为了这个目标,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就清楚了。比如说,社会特别希望你做创新技术投入,你就要想好,技术是很重要,但后面配套的销售环节是不是齐备了。不然你技术过关,其他环节也会把你堵住。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转化成生产力。现在BAT、王健林都很成功,他们不是光靠一个虚幻概念,后头都有一步一步的具体步骤衔接。

  谈投资

  看好消费与服务

  新京报:相比其他投资机构投一些纯互联网公司,几年就能爆发上市,控股的投资整体比较“重”。为什么选择了一条比较慢的路径?

  柳传志:也不是故意选择的。我们选择的时候,首先选受政策方向影响小一点的行业,不会因政策剧烈波动。第二,行业发展空间要大拼搏在线开奖信息,国家提得很明确,要用消费服务拉动经济,这个方向我们很看好,是联想控股的投资主题。第三,希望将投资和实业有机结合,通过多样化的投资平台覆盖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,增强平台间的协同效应。

  新京报:比如医疗,控股在这个领域目前的投资大部分跟医药研发相关,和其他机构的方向不一样。

  柳传志: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是有比例的。联想之星作为天使投资,对所谓的纯互联网服务投得会多一些,君联资本、弘毅主要是刚才我说的那种。我们投资首先看的是领域,不会为了互联网+而投资。

  新京报:你对互联网创业的态度还是很开放的。

  柳传志:那当然,不但不排斥,我还认为现在的技术拐点和商业模式创新都在互联网+上。今天互联网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。比如阿里巴巴本来是电子商务属性,结果它带动了金融,腾讯是社交产品甚至能对通信业带来很多新的变革。

  新京报:有人认为,这轮互联网创业热潮容易误导年轻人,让人们迷失自己。你怎么看?

  柳传志:毕竟成功的还是非常少的人。即使这样,这个浪潮还会越来越大。所以你现在说互联网过热,我还不是特别明白。就像周其仁老师所说的,互联网是新东西,但是有一些老的根本的东西不能丢,比如契约精神。

  新京报:之前你曾对媒体说,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。

  柳传志:没有,我没说过这话。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时代,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。但不是对每个企业都合适,比如这个时代风很大,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,确实有可能被卷掉了。

  谈个人

  那个老头是“柳青的父亲”

  新京报:你曾参与过一次活动,说假如飞机失事了,每个人要写个人评价。你当时是怎么写的?

  柳传志:我觉得我很幸运,赶上一个大时代,创业的时候还没有过老,正好赶上了,挺幸福。第二,我的一生中,能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,又能让身边的人真诚相待,我感到很温拼搏在线暖。

  新京报:如果生命可以重来,环境不变,你会对哪些选择做出更改?

  柳传志:环境不变,我的大路数还是不会变的。还是会继续争取做一个民营企业家,只有经验更丰富一些。

  新京报:联想控股投资了神州租车,柳青操盘了滴滴和快的合并、柳甄是Uber中国区高管,神州数码也跟Uber合作了,为什么老柳和身边人这么看好打车软件?

  柳传志:这都很偶然,柳青、柳甄都选择了自己的事业,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从企业来讲,我应该更关注的就是神州租车,这个毕竟是联想控股投资的。大家都奔着自己事业的发展,所以没有什么。纯属偶然。

  新京报:你对柳青、柳甄两个后辈的创业有没有指导提携?

  柳传志:孩子们的事情,具体问题谈得很少,基本都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具体情况我不了解的时候,发言比较少,了解得比较清楚了,我才敢说,应该怎么做。所以平常大部分都是在讨论一些书里边的事,议论一些带有宏观色彩的事。

  新京报:柳青当时去滴滴的时候,没有跟你商量过?

  柳传志:谈过,但不是外边说的那样支持或者不支持,我没有阻拦,我太太是明确反对的。柳青当时已经有了让很多人羡慕的生活,不论事业还是经济能力都很不错,生活会很平衡。但如果放弃了,坚决要走一条更崎岖的路,我就问她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。以后任何苦都不能叫苦,那是自己选的路。尤其是大环境变化,竞争激烈,可能随时遇到没有预见的困难,到时候自己是否能够承受。她认为自己可以,说到这,我也就不阻拦了。

  新京报:柳青说,不希望别人只把她当做柳传志的女儿。你会希望别人因为你是柳青的爸爸记住你吗?

  柳总:这个(我)倒是当玩笑说过,未来有天会有人介绍说,这是柳青的父亲,这天也许早晚会来到。再过十几年,也许我已经退出江湖,柳青也许越做越热闹,大概会有人说,看那个打球的老头,他是柳青的父亲。我想会有这么一天吧。